萬曆十三年的早春二月，淩雲翼自日本返回述職，安南攻略也告一段落。黎朝光興帝逃亡占城新州後逃入深山，平南公爵龔顯已經移文占城三大土司，責令他們立即交出光興帝和鄭鬆。而遠在歐洲的徐光啟使團在春節前已經踏上了羅馬的土地，即將覲見羅馬教皇。
中洲大陸上大明王朝，經曆了變法的第一波陣痛之後，已經初現市場經濟的雛形。
隨著銀幣“龍元”與小額銀票的發行，大明市場從澀滯走向流動性充足；隨著東北、西南兩個方向的大移民深入開展，手工業學徒以及第一代“工人”的薪酬水漲船高；隨著緬甸稻米、東北大豆和玉米以及官府力推普及的土豆、紅薯大量種植，大規模的饑餒之憂亦不再現於世。
自萬曆九年已經出路端倪的盛世之像由是已經被朝野上下所肯定——“萬曆盛世”已經毫無疑問，至少在民間的口碑中，此際天下已經遠邁國朝“仁宣之治”。
二月二十五日，內府統計局發布了《萬曆“二五年規劃”的之回顧》並在報紙上廣而告之，以無可辯駁的數據證明了如今盛世的榮景
萬曆十二年，鋼鐵產量已經達到一百二十萬噸，為萬曆七年五倍，萬曆三年的十倍，隆慶六年二十五倍，西班牙、英國鋼鐵產量的八倍。
萬曆二年開始製定的“五年計劃”，開始的時候隻是掛在皇極殿的一張紅綠色相間的圖表，朱翊鈞初始目的隻是讓群臣養成“計劃——落實——反饋——改進”的“規劃”意識和工作習慣而已。
但這張計劃表經過“張居正考成法”以及“朱翊鈞加強版考成法”的加成，自萬曆三年開始，就已經初具頂層設計的一切要素，這些年尤其是大變法後，逐漸成為指導朝廷施政的綱領性文件。
萬曆十二年，是第二個“五年規劃”的收官之年，朝廷也付出了大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