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卿何以教朕啊？”
方從哲聞言，輕歎一聲，“陛下，臣以為，三弊之中，隻要陛下專心朝政，選賢任能，唯才是舉，便可無憂，重立朝綱。
其次，我大明雖最近有薩爾滸之敗，但是萬曆年間三大征，也留下了不少精兵強將，隻需要整頓軍伍，裁撤老弱，便可使武備振作。所以，這二者雖是大患，仍可循序漸進、漸次圖治。”
他停頓了一下，神色鄭重：“但說到底，最根本者，仍是錢糧之政—錢糧乃國脈，若國庫空虛，兵民皆苦，縱有百般良策，也如無本之木。”
一旁李邦華也躬身而出：“曆朝曆代，民惟邦本，糧食乃國之命脈。自太祖定天下，賦役明晰，國用有常。可如今，田籍失修，虛報逃漏，豪強兼並之下，稅收流失，賦稅名存實亡。
臣曾經看過戶部往年的賬目，我大明在洪武年間，天下田畝清冊在籍者約八百餘萬頃，歲出田賦七千多萬石，皆按籍逐畝征收，戶口、田地尚稱分明，徭役亦各有章法。
及至永樂以後，雖因軍役、邊防繁重，地方折色漸行，然歲收正糧猶有五千五百萬石上下，尚可維係軍國之需。
然自嘉靖、隆慶以降，戶籍、田籍久不修整，流民增多，豪強兼並尤甚。至萬曆四十年左右，朝廷名冊上僅有田畝七百餘萬頃，且實征之數大為縮水。
以戶部檔案所載，名冊歲額本應征收本糧約合白銀二千五百萬兩，然實入者不足一千五百萬兩，差額竟達四成以上！
這裡麵，主要是因為地方豪強侵占田地，巧立名目避稅，投獻之風盛行，戶籍在籍而田籍不符，或將土地寄籍於宗室、勳戚名下，躲避朝廷征稅。小戶、佃農反被催科逼納，困苦不堪。
而且僅遼東一地之軍餉，歲需白銀就高達二百餘萬兩，然因國庫空虛，朝廷往往隻能按二分之一給付。各鎮軍卒缺餉，軍心不穩，戰力日衰。
陛下若欲正本清源，必先重修戶籍，清丈田畝，抑製兼並，以正賦役。再者，需嚴整戶部理財之法，嚴懲貪吏，量入為出，節用裕民，方能使國庫充盈、軍國足用。”
他微微頓首，目光炯炯：“陛下，天下未可一日無兵，兵未可一日無餉。若錢糧之源不固，縱有百萬勁旅，亦無以為繼。
反之，若財用豐足，則屯田可足軍食，鹽鐵可補軍資，軍伍可得衣甲，百姓亦可安生。此乃治國之根本，萬不可忽視。”
朱由校凝神細聽，見兩人條理分明、剖析入理，心中亦暗暗稱善，點頭道：“愛卿所言，正合朕意。”
緩緩道：“卿等所言，正是朕心之憂。昔日張江陵輔政，躬自丈量田畝，清查戶籍，行考成之法，令百官不得虛報浮冒，朝綱一振，國用有餘。可惜，及其歿後，朋黨之爭，反將其視作斂財苛政，數典而忘祖，群起攻訐，竟將張江陵貶為‘聚斂之臣’。”
說到此處，他麵露慍色，沉聲道：“朕閱其政跡，知其本意乃在抑豪抑兼，清理田賦，節用裕民。若非江陵之策，國庫何以支撐三大征？何以鎮壓內外之亂？此真社稷股肱，豈容輕毀！”
方從哲連連稱是：“陛下聖鑒！張江陵行‘考成法’，凡六部、都察院承接之事，登記造冊、區彆緩急：首列例行公務，次列緊要大事，終列欽命要務。
“枯指點在簿冊朱砂標記處：“每月終，六科稽查章奏完成，戶部核對錢糧出入。一事未結者，黃筆勾注；兩月未完者，墨筆批駁；逾期三月者，革職查辦！”
“如此可以令吏治嚴明，戶部奏報有數，國庫漸豐，雖為嚴苛，然可救時弊。奈何後繼無人，貪腐複熾，徒將江陵之功儘付東流水。”
朱由校聽明白了，這不就等於是給每個部門安排好項目，定好期限，還要多部門互相監督，動不動就開除你，甚至還要治罪砍頭，這可比後世的公務員狠多了。
怪不得張居正死後，沒有一個人為他發聲，萬曆將他這位老師視為敵寇，大臣們也是紛紛讚同，將新政徹底推翻，導致人息政消。
李邦華亦接言：“今朝廷若欲重振國計，當以江陵遺策為法。臣請陛下：
一則明諭中外，為張江陵平反正名；二則命戶部、工部重修黃冊、魚鱗冊，逐一丈量田畝，核實賦額。
三則令考成之法再行於百官，使地方不得上下其手，虛報逃避。四則嚴禁豪強寄籍，抑兼並之風，庶幾可救賦役之弊，固社稷之本。”
朱由校聞言，眸光炯炯：“善！張江陵之法，固有失當處，然其大節未可詆毀。朕自當敕諭百官，昭雪江陵，昭示天下—朕不憚行其遺法，重整朝綱！”
說罷，他頓了頓“若國用不充，兵食不繼，縱有百萬勁旅，何以禦敵？若豪強兼並不抑，田賦名存實亡，何以庇民？此皆江山社稷之大患。”
其實從後世的角度來講，張居正的改革是有些是成功的但也是失敗的，就拿考成法來說，那個就相當於現代的ki考核係統，每年、甚至細化到每個月給每個官員發“任務清單”，而六科給事中就相當於“hr專員”，按月核查，然後內閣再進行複核，如果有官員全年3次未達標，就會被直接開革。
這雖然極大程度的提高了官員的行政效率，但是在古代這個官員一手遮天的時代，不少地方官員為了完成自己的業績，會采取極端手段。比如為了讓自己的“賬麵數字”好看，往往會層層攤派、加派雜捐，甚至逼迫百姓提前繳納。就像是後世有些公司為了業績，年底拚命衝刺、濫竽充數一般。
結果是：一方麵，財政收入和軍費供應得以充盈；另一方麵，基層百姓負擔驟增，苦不堪言。
再加上張居正去世之後，朝廷內部黨爭再起，東林黨人視其為“斂財酷吏”，群起而攻之。地方上那些曾被張居正壓製的豪強大族，也趁機翻案，指責考成法的嚴苛與弊端。
於是，考成法雖在短期內收效顯著，卻也埋下了民間怨憤和吏治浮華的種子。終究，“成效”成了數字遊戲，“政績”成了門麵文章。
然而，張居正畢竟看到了明朝財政與兵備的危機，以鐵腕整飭，力圖挽救頹勢。這段曆史，既是明代的寫照，也是後世官僚體係永恒的困境——如何讓考核不淪為表麵文章？如何讓吏治不成為百姓之災？
朱由校聽罷李邦華、方從哲的奏言，也不免陷入沉思。他知道，若要繼承張居正之遺策，既要汲取考成法的長處，也要避免其激化矛盾的弊端。最要緊的，還是守住“為民請命”的初心，不使數字成為壓榨百姓的刀。
朱由校沉吟片刻，指出了此政的弊端：
“考成法雖然有助於提高朝堂效率，卻也有其流弊。地方官員為了考績達標，往往鋌而走險，搜刮民財，或虛報冒領。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導致這原本是為督促吏治、整肅朝綱的利器，反倒成了苛政橫行、民不聊生的禍根。
“再者，考成法本意在於令吏治有章可循，按月考核、按年定功，六科給事中又時時督察。然因製度過於嚴苛，稍有差池，官員即有貶黜、罷斥之虞。久而久之，朝野上下，惟恐考成不合，遂生事功浮誇、報喜不報憂之風。政績雖在紙麵光鮮，實則掩蓋民間疾苦，釀成了基層官吏的“數字政績”，而非“民生政績”。”
朱由校語聲低沉，似自言自語：“考成法，猶如雙刃之劍。若無良吏奉公，便是酷吏催科；若無聖主明察，便是粉飾功績。然其初衷，仍為國計民生，不可全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