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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百四十一章 俠盜(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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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會關於中國問題討論結束後的兩個多月,代表團沒太多事,顧維鈞甚至邂逅了未來的老婆黃蕙蘭。

他已經因為政見不合與唐紹儀的女兒離了婚。

黃蕙蘭生於印度尼西亞爪哇島,父親是印度尼西亞華僑的首富,印尼糖王。

有錢的就想找有權的,黃蕙蘭生活錦衣玉食,但他們的家庭在權力上一直無法更進一步。

顧維鈞邀請黃蕙蘭去了一趟楓丹白露,乘坐一輛配有專職司機掛著外交牌照的汽車,聽歌劇還是去的國事包廂。

黃蕙蘭心中非常滿足,隨即答應了顧維鈞的求婚。

此後黃蕙蘭靠著他老爹的錢,又幫了顧維鈞不少忙,她也成了外交場上的貴夫人,和不少歐美要員見過麵。

李諭沒必要打攪彆人的好事,剛好遇到遊曆了一小圈的梁啟超和蔣百裡。

“任公,歐洲之行感覺如何?”李諭問。

“不過爾爾!”梁啟超似乎頗為失望,“我在倫敦遊曆時,居住的是一等賓館,每天連飯都吃不飽,幾天下來更沒見著一粒糖。煤炭供應不上,屋中異常寒冷。戰爭結束了尚且如此,真不知道戰時是怎樣。”

李諭笑道:“難怪任公買了新衣服,原來是凍的。”

梁啟超說:“巴黎、柏林、凡爾登更加慘不忍睹,現在的歐洲簡直處處在搶麵包。西方之科技強自然強,破壞力也要強太多。”

李諭說:“真比起破壞程度來,自然界的暴力或許遠不及人類。”

蔣百裡順著說:“野蠻人的暴力,又遠不及文明人。”

“總不能以暴力的高低決定文明程度的高低,”梁啟超有些無奈地說,“親身來到歐洲後才發現,這裡與國內精英分子幻想中的天堂完全不是一回事!在我看來,西方文明在過去的一百年裡並沒有真正進步,反而陷入了利己殺人、寡廉鮮恥的狀態。”

“好像一直都是這樣……”李諭說。

梁啟超說:“所以說西方同樣存在巨大缺陷,但這種缺陷正是我們所具有的。將來我們必然要走融合中西方文化的道路才可。”

沒有穿越者的視角,梁啟超能看到這麼本質的東西相當厲害。

李諭說:“中西方本就不同,全盤西化是那些沒有來過歐洲之人的幻想,取長補短才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梁啟超深以為意:“疏才是西學大家,一語中的!我國多年來效仿西方而不能成,因素很多,可以說二者社會政治的固有基礎全然不同。正是這種文化差彆,讓中國向西方學習的過程中,變法維新屢遭失敗,就連最基本的議會製都沒有學過來。”

李諭說:“歐美有議會製的基礎,他們一直是精英文化和貴族文化,習慣了少數人決定大事。”

“是啊,”梁啟超說,“所以他們才能做到讓少數精英代表全體人民。中國則不然,自從秦漢以來,久無階級,短時間想學習英法,少了根基,必然失敗。”

李諭說:“沒有階級也不見得是壞事。”

“當然是好事,”梁啟超說,“經濟同理,西方經濟強,緣於資本主義,但戰爭的爆發,說明資本主義乃是一種不自然的狀態,並非合理組織,現在雖十分發達,卻已走到末路,且積重難返,不能挽救,勢必破裂!中國學資本主義而未成,說不定是天大的運氣。”

蔣百裡說:“歐洲有些人應該看出來了,也在變法,比如俄國,可惜不能去一趟聖彼得堡。”

“提到列寧這個人,”梁啟超說,“我倒覺得在歐洲政客中,以人格論,當以列寧為最。其刻苦之精神,忠於主義之精神,最足以感化人。完全以人格感化全俄,因此他的主義能見實行。”

這都是梁啟超的原話。

李諭說:“經過歐洲一行,任公好像變得更加樂觀了。”

梁啟超說:“沒錯,我現在越發覺得,對於中國的未來,根本無需悲觀。西人作繭自縛,中國固有的文化底蘊乃是最符合未來世界潮流的。隻要我國從少年抓起,從培養高尚人格做起,融合東西,砥礪前行,必然可強盛!”

已經記不清是梁啟超多少次思想轉變了。

蔣百裡同樣信心倍增:“見過德國失敗後,我準備寫一本書論證其失敗根源,以為警示。”

他當年可是非常崇拜德國。

李諭說:“期待先生成書。”

“我已經寫了一些筆記,”蔣百裡說,“對了,幾天前我們剛到巴黎時,這批手稿差點被盜。我們下榻的公寓進了賊,箱子被翻得亂七八糟,以為堂堂歐洲大陸文化中心的巴黎,盜賊竟如此多,沒想到卻找到了一張紙條。”

他從懷中掏出了一張紙,遞給李諭:“上麵是用法語寫的,‘很抱歉誤闖了您的房間,隨信附上10法郎,用以賠償您的玻璃和百葉窗’,落款則是黑夜工人。我頭一次見這麼講究的盜賊。”

李諭拿過紙條:“黑夜工人?這不是那個法國的無政府主義組織嗎?”

梁啟超說:“無政府主義?歐洲還有這種奇怪的東西?”李諭說:“具體什麼是無政府主義我不太了解,不過黑夜工人的創始人是個奇人,他叫雅各布,是響徹整個法國的俠盜,專門劫富濟貧。”

“哦?”梁啟超有點感興趣,“在這個社會裡出現這種人物想想也合理。難道我們遇到了這位俠盜?”

“並不是他,”李諭說,“雅各布十多年前就被警察抓住,流放到了圭亞那。”

“圭亞那在哪?”蔣百裡問。

“南美洲。”李諭說。

屋子裡有個地球儀,李諭給他們指了一下。

蔣百裡咋舌道:“法國竟然把監獄建這麼遠?”

“因為法國權貴們太怕這個人了,他的社會影響力又大,不能判他死刑,隻能流放到圭亞那,儘可能消除其影響力。”李諭說。

梁啟超說:“難怪我在報紙和書刊上都沒怎麼聽過這個人。”

李諭說:“無政府主義本來就不是什麼範圍廣大的組織,非常小眾。雅各布出名全靠他劫富濟貧的行為,據說當年他每劫掠一個富人,都會留下一張紙條,寫上‘在下是個盜賊,但隻會光顧那些真正盜賊的家’。”

李諭突然想到了幼時看過的一部非常性感的動漫《貓眼三姐妹》。具體情節早就記不清了,隻記得性感的二姐還有緊身夜行衣,以及三姐妹每次偷盜完成後,都會留下一個標記。

梁啟超大笑道:“一個盜賊竟然能說出這麼有深度的話。”

“他不是個簡單的盜賊,”李諭說,“雅各布在留給被盜富人的紙條上會寫下‘阿提拉’一名。他培訓出的其他盜賊則會留下‘黑夜工人’這個組織之名。”

梁啟超說:“阿提拉就是那個被歐洲人稱作上帝之鞭的匈奴王?”

“對,”李諭說,“雅各布那幾年間作案規模估計有數百萬法郎,但他全都捐給了無政府主義組織還有窮人,自己沒留下多少。可惜他在1903年時失手被抓。當年對他的庭審相當精彩,堪稱法國版的舌戰群儒,對峙的被盜者有數十人。

“有個被他盜竊股票的商人,控訴雅各布給自己帶來的損失多麼慘重。

“雅各布問:你買這些股票花了多少錢?

“商人說:1200法郎。

“雅各布說:那麼小偷不在你麵前,小偷是賣你股票的人,因為我認為這些股票一文不值,直接燒了。

“類似的故事數不勝數,所有被盜者都被他辯論得啞口無言。庭審經過報道後,雅各布成了一個大名人,據說當時每天都有數千人在法庭外麵唱《國際歌》。”

梁啟超說:“有點意思,我準備把這個故事收到我的《歐遊心影錄》中,他還活著嗎?”

“雅各布正在圭亞那服刑,應該活得好好的,”李諭說,“要是任公準備寫書,他當時在庭審判刑後的那篇演講,更加精彩,同樣可以收錄下。”

梁啟超問:“什麼演講?”

李諭說:“雅各布的演講叫做《我為什麼是一個盜賊》,他說,

‘在我們這個時代,揉麵粉的人缺少麵包,做了幾千雙鞋的鞋匠露出了自己的腳趾,織布的工人衣不蔽體,建造宮殿的石匠在小屋子裡苟且偷生。

‘什麼都生產的人什麼都沒有,什麼都不生產的人什麼都有。

‘所以盜竊是歸還,是收回。與其祈求我應得的東西,我更願意一步一步與敵人做鬥爭。

‘我一有了良心,就毫不顧忌地偷竊了。’”

梁啟超忍不住鼓掌道:“精彩的故事,精彩的演講。原來歐洲還有這麼多主義、這麼多思潮,我要學習的東西還有很多,回去後就會查閱一下何為無政府主義。”

蔣百裡說:“我則看出另一層意思,就是因為不滿的人太多,才有這樣數不勝數的不同政見,想尋破局之路。”

“百裡說得也很有道理。”梁啟超在筆記本上簡要記了下來。

至於那個俠盜雅各布,在一名記者的奔走下,1927年才被釋放回法國。不過他此後再也沒去大力主張無政府主義,因為他被一個問題困住了。

在圭亞那時,雅各布還在不遺餘力宣傳自己的主張,直到有個老工人問了他一句話:“那我退休之後該怎麼辦?我衰老後不能勞動,就成為你口中的食利階級。而且政府給的養老金又沒人發,我該如何活。”

這個在法庭上把一眾法國富人噴得不敢回話的猛人當場呆住了。

他一輩子沒能想出這個問題的答案。

活到75歲時,雅各布選擇自殺,他留了一張紙條,上麵竟然是寫給可能進他家的小偷:“衣服洗了,也烘乾了,但是沒熨燙。櫥櫃裡有豆莢、麵包片,旁邊還能找到兩升葡萄酒,不必害怕,為了你的健康乾杯!”

這位奇人心中最懷念的還是當年做俠盜的日子。

而他一直找不到的那個答案,正好又串聯上梁啟超遊曆歐洲後的感悟。

——即人心中的良知。在無政府之下,老人想要善終,隻能依靠其他人的良知與善心。

小主,這個章節後麵還有哦,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後麵更精彩!梁啟超認為現在的西方功利盛行,正是缺少了禮義廉恥與道德。

雅各布這些無政府主義者也隱隱看出了這個問題,才會去做個所謂的“盜賊”,劫富濟貧。

可惜此時西方的良心已經被偷走了。

聊到和會一事時,梁啟超更覺得西方還有小鬼子太沒良心,不過他也氣憤於北洋政府衝昏頭腦下簽訂的密約,這個密約被日本拿出來後,已經傳遍巴黎。

“為了幾筆借款,段祺瑞與駐日公使章宗祥竟然埋下這麼大的禍根!”梁啟超恨恨道,“正是這個章宗祥按照段祺瑞要求與日本銀行團簽下的合同,不僅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完全轉讓給日本,而且此前德國想要而一直未能到手的煙濰、高徐、順濟諸鐵路之優先權,也將悉歸日本!”

蔣百裡說:“他們簽的密約相當於承認二十一條有效,而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就變成了有根據的。”

李諭說:“這就是我們最不利的地方,英國的代表一再追問,1918年訂立中日關於山東問題的條約時,明明停戰在即,日本不可能再強迫中國,為何同意締約?”

蔣百裡歎道:“根本無法解釋!”

梁啟超冷哼道:“安福係為了政治上獲勝,草率與日本簽訂借款條約,為和會交涉收回山東問題留下無窮後患,實在可恨至極!”

其實這就是五四運動時,為什麼學生和遊行者們對主事者無法原諒的原因。

蔣百裡問道:“疏才兄與美國關係不錯,威爾遜總統也是個好人,又反對秘密立約,真不能再爭取?”

李諭攤手道:“不僅秘密立約這一條,日本人還有另外的王牌。威爾遜看重國際聯盟,日本人抓住他的軟肋,於是說,和會如果支持中國收回山東主權,日本就退出國際聯盟。威爾遜總統隻能轉變立場。”

梁啟超越想越氣:“今天不寫書了,我要給國內先發一封長文電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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