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總的來講，江弦和劉鑫武相比還是有優勢的。
畢竟他先到了作協總會，先參加了編輯工作，和各地分會同誌都相互認識過。
而且江弦還得到了王濛鼎力推薦。
因此他對這件事兒其實是勝券在握的。
在彆人眼裡，候選人是他和劉鑫武競爭。
在江弦眼裡。
劉鑫武怎麼和我爭啊？
這就跟小拜和小川一樣，看似有一戰之力，實則根本不是一個層麵的對手。
不過總的來說，這事兒也是頗多反複，甚至一波三折。
最大的曲折是在《無主題變奏》這篇上。
江弦對這事兒最新的印象就是馮沐同誌出國前給他寫的一個短簡，勸他注意文風。
他當然知道。
馮沐指的是《無主題變奏》這篇。
馮沐的文學思想還是比較偏向於現實主義的，《無主題變奏》這種現代主義色彩濃重的，在他看來是非常大逆不道的。
前段時間，在作協的一次會議上，幾名現實主義作家還共同點名批評了一次《花城》6月刊上的短篇《無主題變奏》，斥之為“垮了的一代”的文學，認為有些青年的思想可以走到這個地步，是值得注意的。
對此，江弦並沒有在會議上著急忙慌的站起來反駁這種說法。
隻是平淡的表示：《無主題變奏》是不是“垮了的一代”的文學有待商議，但像這幾位同誌這樣，急躁地到處宣傳“現實主義在受難”這種說法，一定會引起不良效果。
這態度不卑不亢，又十足的強硬。
潛台詞就是你們說《無主題變奏》不好，是真覺得這不好，還是想打著這幌子，重新確立你們“現實主義”的偉大地位。
你們居心叵測啊！
一句話，給幾位老作家氣的吹胡子瞪眼的，又拿江弦這番話沒什麼辦法。
畢竟之前已經肯定了“現代主義文學”在文學中的存在。
這會兒再反駁江弦這話，順著江弦的話把這事兒變成又一次對“現代主義文學”的圍剿，那就是跟“上麵”對著乾了。
總之，江弦這話肯定是得罪這幾名老作家的。
但他完全無所謂的態度。
得罪你們幾個咋了？
魯迅先生得罪的人少麼？
影響他老人家在文學史上的偉大地位了麼？
而且換個角度看，這次衝突真的就隻是得罪人麼？
未必吧。
江弦又何嘗不能通過這一次的衝突，這一次“學術爭鳴”，展現出自己紮實的鬥爭能力。
這表現在一些人眼裡難道就不能加分了？
“聽我媽講，上麵討論說了，由你主編《人民文學》，另外呢，他們也在從京城作協那邊借調劉鑫武同誌去《人民文學》，應該是副主編的調事。”王安憶透露說。
“劉鑫武副主編”
江弦忍不住嘴角上揚。
從初入文壇開始，他和劉鑫武老師就是一對兒歡喜冤家了。
當年劉鑫武斥他的為“流氓文學”。
他則以一篇《醒來吧，劉鑫武》回擊劉鑫武的《醒來吧，弟弟》，以彼之文，還敬彼身。
這還沒完，還轉手就真的寫了一部“流氓文學”《動物凶猛》予以回敬。
後麵又是多次互動。
兩個人這麼多年的恩怨情仇，也是一樁文壇趣事，在文壇不是什麼秘密。
大家都知道江弦這個“三多先生”朋友多。
可是在他的朋友裡，絕對沒有“劉鑫武”這一號人。
誰能想得到，如今叫他走馬上任《人民文學》，竟然又和劉鑫武這位大冤家湊到了一塊兒。
“既來之，則安之”
江弦笑了笑，“我和劉老師也是很多年的老相識了，我倆要是能在一塊兒做工作，那肯定很有意思。”
“是麼。”
王安憶看著江弦的笑，莫名覺得有些陰惻惻的，忍不住又抱了抱江年年。
她和劉鑫武之間倒是沒什麼矛盾，之前在《十月》投稿的時候還得到過劉鑫武的幫助。
此刻，也隻能祝福劉鑫武老師在江弦的手底下工作順利了。
“又加印了？”
“這個發行量也太凶猛了！”
《花城》的編輯部裡，一派熱鬨景象。
前麵說過，相比於《十月》《收獲》《當代》這三部位處京城、上海的文學期刊，《花城》這部文學期刊，身處廣州，不擁天時，不占地利，隻好努力尋求人和，費儘九牛二虎之力的向作家討要好稿子。
可惜無論他們為作家付出多少，作家給他們的稿子，多數是作家本人的二流稿子。
也正因為這一點，《花城》的編輯們，比其他的文學期刊更有危機意識。
他們能非常清晰的感受到那種隨著80年代即將結束，文學也跟著走向衰退的頹勢。
這讓他們更加倍的珍惜每一篇好稿子。
前段時間，他們好不容易才拿到一篇《人生》的作者路遙的稿子：《平凡的世界》。
於是鉚足了勁兒，為這篇造勢，打算全力推出這篇。
結果不僅在的討論會上遭遇了評論家們的“千夫所指”。
在發行量上也慘遭滑鐵盧。
一部《平凡的世界》發表出去，連個水花都沒濺出來幾滴。
唯一的一點兒關注量，還是因為江弦在的討論會上和評論家們“舌戰群儒”的趣聞，導致讀者們有些好奇這篇能使江弦和評論家們觀點兩極分化的。
這事兒雖然刺激了一點兒發行量，可也架不住《花城》這次的投入大啊。
總的來說，這次投入，《花城》並沒取得多大的收益，這讓《花城》的編輯們一陣沮喪。
直到那天，主編蘇晨拿出了一份稿子
《無主題變奏》，江弦。
和當時《平凡的世界》在研討會上造成的奇異景象相同，這同樣是一部令《花城》編輯們評論兩極分化的。
一部分編輯覺得這都稱不上是一篇。
這怎麼會是一篇呢？
這就連劇情都不連貫！
而且講的東西也不對勁兒啊，作為年輕人，怎麼能什麼都不去爭取呢？一點兒都不求上進？
還說什麼：
人活著各有其社會位置，很難互相衡量，重要的不是彆人怎麼說你，而是你自己的感受。
這太“邪乎”了！
而另一部分編輯，則將這篇視作中國版的《麥田裡的守望者》。
覺得江弦這寫的太好了！
江弦格局太大了，他作為一個成名作家，作品暢銷全國，卻說：
“寫書不是自命不凡的文人的特權，思考也從來不是上位者的權利。”
太牛逼了！
光是這一點兒就讓這些編輯喜歡這！
真他媽的喜歡！
用某位編輯的話說就是：
“這寫的東西就像老家河裡的汙泥，不會讓你感到肮臟，反而會讓你覺得給勁兒，讓你覺得痛快。”
“看完以後，我總想朝陽台底下的人群說一句：關你們他娘的屁事兒！”
《花城》畢竟是追求創新，追求實驗性的刊物。
而且這還是江弦的。
就算是編輯部內部反對的力量再大，也絕不可能拒絕江弦的稿子。
就在這種背景下，《無主題變奏》在《花城》1986年第六期上發表。
一發表就爆了。
文學界、評論界以及讀者方麵反響都很大。
《花城》的編輯部每天平均要收到二三百封信，全國各地的都有，還有軍人、警察、農民、打工仔以及精神病人，各種各樣的讀者到《花城》的編輯部來，和編輯們探討人生。
毫無疑問，《無主題變奏》這火了。
光用“火”這一個字來形容都算保守了。
《花城》都記不清，編輯部上一次忙活成這個樣子是什麼時候了。
嗯
好像上一次也是發表的江弦的。
蘇晨幾乎每天到編輯部，都能聽到有關《花城》1986年第六期加印的事情。
時至今日，發行量早已破百萬，一百六十多萬份，向著兩百萬份的發行量展開衝擊。
這麼巨大的發行量，足以在《花城》創下一個新的記錄。
而且這個記錄還在不斷的被自己刷新。
當然了，恐怖的發行量背後，是文學界和評論界對《無主題變奏》這篇的巨大爭議。
一向象征文學界官方意誌的《文藝報》，這幾個月裡接連刊登了數十篇對《無主題變奏》的評論文章。
有時候一個版麵上，數篇文章竟然全部都是關於《無主題變奏》，並且其中有褒揚有批評，一時間都無法達成同樣的論調。
這在文學界絕對是罕見的，也是獨一檔的。
但如果創造這種堪稱數年一遇文學現象的人，是這數年間文學界最耀眼、最有分量的作家江弦。
那這一切就都變得合理起來。
而且最重要的是，這些圍繞《無主題變奏》展開討論的評論文章，作者一抹水文學界、評論界赫赫有名的評論家。
其中有“國字號”評論家雷達的《平庸之世：讀江弦“無主題變奏”》：
“江弦放棄了傳統的故事敘述方式，可見他摒棄了傳統生活的價值觀念，選擇了對世界的批評而不是批判。
這既指他對世界陰暗麵的不滿其表達不成體係，亦指他對社會的鄙夷不帶有大字報般的火氣。
他就是寫一個小人物的辛酸和喜悅。
就是我們日常經常能見到的一些有著小機智小聰明的年輕人，有血氣，有幽默。
有人評價道：‘作者用的是一種粗輪廓勾畫人物麵貌，細輪廓勾畫人的內心的手法。像豐子愷先生的漫畫。一幅幅青年人的日常生活精神狀況的寫意畫躍然紙上，讓人有一種吃巧克力的味道：越嚼越濃烈。’
誠哉斯言。
於是乎，《無主題變奏》便給了一種真實感，這種真實感是假大空高大全拚命裝腔作勢也給不了的感覺，江弦沒有用說教而是用年輕人對世界的感知給予了我們一種切身的體會，主人公對詩人‘現在時’的調侃、對作協老頭子們的嘲諷和與老q無疾而終的愛情，以及對自己最冷酷最幽默的自嘲，像貝多芬交響曲戛然而止的音符顫抖在字裡行間。”
除了雷達，文藝界地位舉足輕重的閻綱也撰文《文學中的多餘者——讀‘無主題變奏’隨想錄》。
“現代社會過著的是一個散文的生活，而非史詩的生活，這是一個平庸之世。
然而平庸不代表庸俗，儘管在平庸之世會有種種庸俗的行為出現。
一個人過著平庸平淡不被激情攪擾的生活，並沒有需要恐懼的地方，隻要不侵犯到他人的正當權益，人的平庸化其實是在慎思之後，收斂自己拳腳，放棄不切實際的激情，安安靜靜一個人自顧自美麗的生活。我們唯一需要恐懼的是我們沒有經過理性來思考我們過的生活到底好不好，就盲目追隨其他人的生活，這就是庸俗”
在高度評價過這篇以後，閻綱又提到了《圍城》這篇。
他覺得《無主題變奏》之中嬉笑怒罵的“我”憤世嫉俗，笑罵種種市儈，附庸風雅的行為，非常像錢鐘書的《圍城》的主人公方鴻漸。
隻是方鴻漸最終也將自己給繞進圍城當中，而“我”似乎還看不出跡象。
《圍城》最初在40年代開始連載，當時在上海、香港曾經有人發表評論，不過解放以後，社會文化和文學都發生天翻地覆地變化，《圍城》這樣風格的作品，幾乎沒人問津。
所以彆看錢鐘書和《圍城》這部在後世聲名斐然。
其實在現在，錢鐘書和《圍城》在大陸仍舊是默默無聲。
但近些年，這部忽然在世界產生了影響，被翻譯成多種文字，香港那邊兒不斷盜印。
國外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者把《圍城》看作是中國現代最優秀的作品，認為《圍城》是中國近代文學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經營的，可能是最偉大的一部。
閻綱提到《圍城》，這兩個字對很多人來說都還很陌生。
這部真正再次翻紅，還要等到電視劇《圍城》的播出。
而在提到《圍城》之後，閻綱又提到了一個困擾了中國作家一個世紀的問題：
“娜拉出走以後該怎麼辦？”